中國靠自己養活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中國擁有世界21％的人口，卻只有世界9％的耕地。中國最肥沃的土地要依賴灌溉，因而易受水污染、洪水或干旱的威脅。中國水資源相當匱乏，而且分布極不均勻。“干旱的北方”——長江流域以北所有地區有中國2/3的耕地，卻只有全國1/5的水量。即便加上“濕潤的南方”，中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
最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使得中國有更多財力從國外購買糧食，但粗放的增長模式也為糧食生產帶來了越來越多的隱患。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從前是魚米之鄉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地區?，F在，珠江三角洲一半的糧食要靠其他地區調入，而長江三角洲勉強能夠自給。收入的增長也導致人們轉向食用更多的動物蛋白，而動物蛋白的生產更耗費資源。壓力在不斷增加，中國的糧食價格和其他國家一樣也在不斷攀升。
盡管如此，中國的糧食仍然可以算作自給自足的。在最近十年中，每年人均糧食產量在333.29公斤（2003年）至411公斤（1998年）之間徘徊，平均達到人均380公斤。一部分糧食如大豆和食用植物油大部分依靠進口，但是主要的糧食作物如大米、小麥和玉米絕大多數靠國內種植，進口的數量不到總消費量的5％。由于這種糧食上的自給自足，盡管肉蛋奶等高端食品的價格上漲幅度較大引發民眾抱怨，但大米小麥等大宗糧食價格一直相對平穩。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2007年糧食的平均價格僅上漲10％，遠低于國際市場價格上漲幅度。大米和小麥的價格上漲幅度較少，而玉米和大豆上漲了15％－25％。2008年第一季度，大米僅上漲了3.5％；與此相比，單是2008年三月份的最后一周，泰國大米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從每噸580美元漲到760美元，飆升了31％。中國政府和往年一樣儲備了大量糧食。2008年3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透露，政府儲備了1.5億到2億噸糧食，這相當于全年糧食消費總量的30％－40％。這一數字遠高于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為全球糧食儲備提出的17％－18％的安全線。僅大米一項，儲備量就達到4－5千萬噸，這使得中國在國際大米市場的持續混亂中能夠獨善其身。
既然這樣，那為什么還要擔心如何養活中國這個問題呢？在可見的將來，除了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以外，應該沒有什么力量能夠撼動中國的糧食安全。像全球變暖這樣的長期威脅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趨顯現，但強勁的經濟和技術進步不是應對這些威脅的最好防范嗎？
事實上，中國現在必須擔憂自身的糧食安全問題了。隨著化肥和殺蟲劑創紀錄的使用以及水土的流失，糧食產量很可能會萎縮，與此同時，需求卻在不斷增長。不斷上升的能源價格導致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也威脅到糧食生產者的收益率。近些年，為了應對這場危機，學者們提出了兩個相互對立的戰略，一個強調國內糧食安全，另一個是依賴國際市場?，F在是到了吸取一些教訓，并規劃未來的時候了。
立足國內的糧食生產
中國的糧食生產歷經起伏。數十年來，政府以犧牲農村發展為代價鼓勵沿海地區出口工業的發展。但是，大量使用化肥和殺蟲劑保證了糧食的供應。從1994年到1998年，中國連續5年獲得糧食大豐收，每年糧食產量超過5億噸。糧食價格下降了，糧價的下跌以及多年來對農村地區的疏忽導致了糧食的大減產。2003年人均糧食產量只有333公斤，比1998年下降了20％。國家糧食儲備下降到不足年糧食消費總量的30％，這也是1974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糧食減產發出了一個危險的信號。政府重新開始鼓勵糧食生產。政府規定了最低糧食收購價格，并且確保由國營糧庫進行支付。政府增加了對種糧農民的補貼。人們逐漸討論所謂的“三農危機”（農村、農業和農民），這個詞涵蓋了中國農村的諸多問題，包括收入停滯不前、公共服務減少、地方政府人浮于事、腐敗蔓延、社會資本減少、環境惡化和群體性事件的增加?，F在，“三農危機”被普遍認為是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對這一危機的討論使得政府的農村政策在過去5年間從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模式更多地轉向了“凱恩斯主義”模式。2005年政府取消了農業稅，并對農村發展的投資每年以25％－30％的速度增長，其中大部分用于免費的初等教育和農村衛生保健的重建。
雖然這些政策中有相當一部分屬于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但是不可否認它們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果。一些四處流動的農民工終于不再把在家鄉生活看得那么可怕，在找不到滿意工作的時候返回家鄉。珠江三角洲經濟特區的血汗工廠切實經歷了勞動力短缺（所謂“民工荒”），這是二十年來破天荒的第一次。另一方面，糧食產量回升，2007年達到了5億噸。實際上，2007年中國糧食生產還出現了一定盈余，出口的糧食比進口多出700萬噸。為了在最近國際市場糧價上漲期間穩定國內的糧食價格，中國政府于2007年12月取消了包括小麥、大米、玉米和大豆在內的84種糧食產品的出口退稅政策。在2008年早些時候，還對57種糧食產品進一步征收5％－25％的出口暫定關稅。中國政府也很英明，沒有深陷于盛行一時的生物燃料風潮。2002年以后，中國從美國引進了一批玉米酒精生產線，但人們很快就認識到這是個錯誤，2007年6月，政府停止了所有利用玉米或其他糧食為原料的生物燃料新項目?？偠灾?，政府出臺的這些鼓勵國內糧食生產和穩定國內糧食價格的政策是有成效的。
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關于大豆的案例研究
與其他糧食作物相比，近幾年中國的大豆生產處于世界市場的力量支配之下，并產生了嚴重的后果。大豆在中國是一種歷史悠久的作物，差不多5000年前就已在中國種植。傳說中的炎帝神農氏培育五谷，大豆就是五谷中惟一的豆科植物。
幾千年的耕種培育出了豐富多樣的大豆品種，還積累了大量與之相關的傳統知識。
截至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出口大豆有很長的歷史，并且到了21世紀初，大豆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夠自給。但是在WTO談判期間，中國政府決定在農業部門作出相當大的讓步。結果是，大豆的進口關稅降到3％。此后，大豆進口量不斷增加。
2003年，大豆進口量達到2074萬噸（三年間翻一番），中國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2005年，大豆進口量達到2650萬噸，是國內產量的1.6倍。這些大豆絕大多數是從美國、巴西和阿根廷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大豆成為中國完全依賴進口的少數幾種糧食作物之一，2007年，進口大豆占國內全年消費量的2/3以上。
國際媒體往往關注大豆貿易中的生產國。2008年4月28日，德國《明鏡周刊》發表一篇題為《為滿足中國和印度的胃口而努力》的文章。在該文中，巴西的大豆生產被描述成一種“死亡文化”。大豆種植加劇了森林亂砍濫伐并促使大批小農戶紛紛破產。該文還認為，中國人吸干了從拉普拉塔河到亞馬遜河的大豆市場。馬托格洛索州的大片土地已經變成了綠色沙漠，除了使用大量殺蟲劑種植的單一作物別無他物。
不幸的是，正在中國發生的故事的另一面卻很少受到關注，這里的情況和巴西一樣令人感到悲哀。中國的大豆生產者不僅遭到大量進口大豆的打擊，而且面臨著大豆出口減少的局面。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每年向韓國和日本出口100萬噸大豆，其中絕大部分是有機大豆。最近幾年，每年的出口量逐步減少到20－30萬噸，部分原因是因為購買者擔心那些進口到中國的轉基因大豆會造成基因污染。不難想像，種植大豆的中國農民由此受到巨大傷害。在中國東北黑龍江省，約2千萬小農戶種植的大豆占全國總產量的40％。據2006年9月的一則新聞報道，2005年黑龍江的大豆價格跌至每公斤28美分。即使不計勞動力成本，這一價格也低于生產成本。因此，僅2006年，這個省的大豆種植面積就萎縮了25％。2007年至少繼續萎縮5％。成千上萬的豆農急忙轉種其他糧食作物，或干脆拋荒土地加入外出打工者的隊伍。
在中國大豆生產出現如此巨大轉折的期間，國際市場上的一些主要玩家與強大的政府聯手合作（這種合作在WTO和其他所謂“自由”貿易談判中經常發生），因而大發橫財。2003年底，由于美國大量的貿易赤字使得中美兩國已處于貿易戰的邊緣。為了緩解這種緊張狀態，中國總理溫家寶于2003年12月訪問美國，并宣布中國將派出代表團購買美國的農產品，尤其是大豆和棉花。人們可能把這樣的聲明視為一個值得嘉許的和平協議，但在現代金融世界中，結果往往是善有惡報。
在該聲明發布之前，即2003年12月，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大豆期貨交易月平均價格是7.7美元/蒲式耳。2004年3月和4月，當中國大批購買這些商品時，大豆的價格就沖到9.82美元/蒲式耳和9.89美元/蒲式耳。然后，價格快速下跌到2004年8月的5.93美元/蒲式耳。相比之下，2003年4月和2005年4月大豆期貨交易月平均價格分別只有6.04美元/蒲式耳和6.23美元/蒲式耳，比2004年4月的價格低35％以上。盡管所有這些市場操作至今沒有違法的證據，但在中國卻掀起了風浪，在中國人腦海中恐怕將長期存留著揮之不去的所謂“大豆危機”的陰影。
中國科學院的一份研究報告估計，中國為在此期間購買的大豆多花了15億美元。
最后，中國國內的榨油企業成為最大的輸家之一。從美國進口的高價大豆轉嫁給這些榨油企業并使它們陷入了嚴重的財務困境。2005年，國際糧食巨商開始大顯身手，大量收購中國榨油企業。據估計，目前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 ）和路易達孚（LouisDreyfus）4家最大的糧商部分或完全控制了中國大約90家大型榨油企業中的64家，從而控制了85％左右的市場份額，這種市場集中程度使得中國的豆油市場很容易受到市場操縱行為的攻擊，如大豆油僅在2006年9月到11月的2個月內就從5000元/噸漲到了8000元/噸。不用說，這些巨商控制的榨油企業更青睞北美和拉丁美洲的轉基因大豆種植戶而非國內的大豆種植戶，因為前者已經被直接并入這些巨商的全球運營活動中。這進一步打擊了中國本土的大豆種植戶。
自從中國加入了WTO之后，中國大豆種植者、豆油生產者和消費者都輸給了國際糧食巨商。在這個所謂“自由貿易”幌子下的另一個輸家就是大豆自身的未來：隨著大批小種植者的迅速破產，中國大豆品種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和與之相關的傳統知識將一同消失。對新自由主義學者而言，所有這一切看起來都是為了讓大豆的生產和分配更劃算而必須付出的調整成本。但是，如果把所有外在的社會和環境成本都計算在內，那么，這種把大豆生產突然并快速地從中國傳統的耕地上轉移到巴西以前的熱帶雨林地區的做法將極有可能露出它的廬山真面目：一場難以彌補的災難。
貿易自由是正確的道路嗎？
如上所述，中國政府在鼓勵糧食自給自足方面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相比之下，國際經銷商對大豆市場的劫掠卻使成千上萬的人窮困潦倒。盡管如此，許多自詡為經濟專家的人都試圖把“市場方案”作為解決中國糧食問題的萬應靈丹，這樣的“狂熱者”在國內和國外都不鮮見。
這些年來，知名經濟學教授茅于軾一直宣稱，中國沒有必要擔心糧食供給，因為只要讓市場不受政府干預，世界市場將自動形成最佳的資源配置，所以市場將阻止任何長期糧食危機的出現。他指出，全球糧食市場在它存在的數十年間很少出現糧食短缺，相反，因為供給過度，出售糧食卻成了經常性的挑戰。他承認，市場糧食充盈并不意味著就沒有人挨餓，因為有些人窮得買不起足夠的糧食，但這個問題應當很容易通過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來解決。茅教授甚至認為中國沒有必要保護耕地：考慮到很高的人口密度，中國在糧食生產上毫無優勢可言，因此，為什么不放棄糧食生產，專注于像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那樣可以發揮比較優勢的領域呢？利用所獲得的利潤到國際市場上去購買糧食，這將遠比針對城市盲目擴張制定城市規劃法這樣的方法抑制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更有效率。甚至在2008年4月，全球出現糧食危機的時候，茅教授仍然在一次采訪中堅持認為，中國應該減少糧食生產并且計劃從國際糧食市場上購買更多的糧食，因為從經濟學觀點看，中國生產自身所需的大部分糧食根本沒有效率。
數十年來，像茅教授這樣的人在中國人的學術和媒體圈子里發揮著不可小視的作用。他們缺乏常識的程度以及他們對政策的影響，是中國現階段會遇到諸多問題的一大原因。萬幸的是，漸漸有跡象顯示他們的影響力開始下降，他們無視現實到了如此荒誕的地步而受到越來越多中國學者和普通人的批評。一些中國讀者給茅教授這樣的專家起了“美國鸚鵡”的綽號：他們在關于中國問題的討論中采取典型的美國立場，充當最激進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學派的代言人。
來自國外專家們的建議顯得精妙和圓滑一些。茅教授建議中國應該主動放棄糧食自給和糧食安全，他的外國同道們則說中國放棄糧食安全是市場條件下命定而不可避免的?！督鹑跁r報》2008年4月25日中文版的一篇在線文章引述瑞銀（UBS）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的話，建議中國應該逐步增加糧食進口，并且放棄長期延續的糧食自給的政策。在5月8日另一篇文章中，他說，“我們已經看到需求高漲、供給緊張和市場開放形成的完美風暴對其他商品進口的作用，這些因素或遲或早必定同樣會對糧食進口產生作用”。
安德森先生可能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完美風暴”的比喻是多么貼切和具有諷刺意味。對他而言，這可能僅僅意味著進口迅速增加和價格的猛漲。但是正如上文對大豆案例的分析，對那些眾多被全球大豆貿易邊緣化的無辜農民而言，這一“完美風暴”可能意味著生計被摧毀的災難。幸運的是，中國最重要的糧食作物——稻米還未商品化到大豆那種程度，世界上絕大多數大米仍然是本地生產和本地消費，而不是像大豆那樣被少數國際糧食巨商所控制。鑒于全球大米貿易僅占中國年度大米消耗量的10％，如果中國放棄糧食自給并期望全球市場來養活它，那誰也不敢想像會產生什么樣的風暴了。
我們應當吃什么以及我們應當如何生存？
通過對兩種糧食生產和貿易政策的比較，我們只是觸及了如何養活中國這一問題中最容易的部分，甚至在這個方向上我們也僅僅觸及了問題的表層。如果要對近年來國際食品價格大折騰的原因進行更深入的探討，我們就不得不挑戰來自西方國家的一些說法。比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在2008年4月18日的聲明中認為，糧價上漲的原因不是生物燃料生產，而是糟糕的農業政策以及印度和中國正在發生變化的飲食習慣。這種把發展中國家當替罪羊的說辭顯然是可笑的。畢竟，由于中國的糧食絕大部分仍然是自給的，而且2007年中國是糧食凈出口國，那么中國怎能為國際糧食市場的波動負責呢？
盡管默克爾的指責毫無道理，萊斯特。布朗1995年的暢銷書《誰來養活中國》中提出的問題依然值得我們警醒。這本書有一個貼切的副標題“喚醒小小地球的警鐘”：如何養活中國的問題，本質上是如何養活21世紀的世界的問題。中國現在的糧食生產極大地依賴于化肥和農藥——化石燃料的衍生品。這種所謂“綠色革命”的農業生產方式其實是對資源和土地的透支：中國20％以上的耕地因為化肥和農藥的過量使用而遭到污染。中國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已經超過50％，而且還在上升。從這些層面上看，中國的糧食生產離真正的自給自足和可持續生產還有相當的距離。氣候變化這個問題似乎還不是迫在眉睫，但2008年的雪災和2009年初北方大旱已經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在綠色和平中國分部2008年發布的一個報告中，中國農科院的科學家們警告：溫度升高，農業用水減少以及耕地面積減少會使中國2050年的糧食生產總量下降14％－23％。所有這些技術問題都需要進一步探討，但在此之前，我們也許應當問一些更基本的問題：我們應該吃什么？我們希望有什么樣的生活方式？
盡管科技越來越進步，現代社會中因飲食不當致病的情況反而越來越多。在中國，和世界上其他許多地方一樣，人們只要有支付能力就把他們的日常飲食轉向肉類和乳制品，而過去他們經常吃的糧食則用來飼養牲畜。80年代中國的一位領導人提出為了中國人更加強壯健康，人們應該向歐美學習消費更多的肉蛋奶。其實，有越來越多的營養學證據表明，傳統中國人那種以植物為主，肉蛋奶為輔的膳食習慣是最有利于健康的。不幸的是，這位領導人當年一拍腦袋提出的想法，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以健康為代價實踐著。在1980年以前的中國，95％的玉米是被直接消費，而今天75％的玉米被當作了動物飼料。2007年，中國人的人均肉類消費量是53公斤，城市居民的消費量正快速接近美國的消費水平。營養學家建議，每人每天食用油攝入量不應超過25克，但北京人人均消費量已經高達54克。中國、印度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窮人都完全擁有獲得他們所需糧食的權利，但是，今天中國的消費階層正在盲目模仿美國生活方式中的糟粕。無論對我們的身體還是對我們這個星球而言，攝取過多的脂肪、過多的動物蛋白、過多的糖和過度加工的食品都是不利于健康的，再加上越來越缺乏運動的現代生活習慣和私人汽車的享用，這就是肥胖、糖尿病和心臟病等現代病的完美配方。中國的肥胖率在最近10年幾乎翻了一番。據估計，每10個中國孩子中就有1個肥胖的，而且這一數字正以8％的速度遞增。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五分之一的孩子有不同程度的肥胖。
與此同時，營養不良持續威脅著窮人們，這一問題常常伴隨著現代廣告宣傳及其錯誤信息而變得更為嚴重。在中國，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開始認識到了母乳喂養的優點，但大多數人仍然被廣告所誤導而認為牛奶配方比母乳更好。在農村地區，母親們在市場上賣掉雞蛋給孩子們買糖和巧克力，顯然，她們被誤導以為這些加工食品應該更有營養一些。在城市的窮人中，一些父母節衣縮食好幾周甚至幾個月，為的是讓他們的孩子最終能吃上麥當勞“巨無霸”這樣的垃圾食品。在一些農村地區，維生素A缺乏癥仍然很常見，一些被國際糧食巨商所影響的研究人員仍然迷戀于研發推廣諸如轉基因“黃金大米”這樣的高科技思路；其實只要人們有相關知識，胡蘿卜和其他一些富含維生素A的蔬菜就是極易得到的就地療法。我的一位受過大學教育的朋友甚至告訴我：“在我小時候，我們常常直接喝剛從奶牛身上擠出來的牛奶。當然，它沒有超市里賣的牛奶那樣營養和衛生。現在，我的孩子可過上了好日子了。”在2008年9月三鹿奶粉危機之后，大概所有人都明白這種成見是多么荒唐。可是，有多少人意識到：無論有沒有三聚氰胺，剛從奶牛身上擠出來的牛奶營養價值都遠遠超過任何經過多次處理和長途運輸的超市牛奶。
經濟的高速增長給中國城市帶來了令人驚嘆的外觀以及塞滿汽車的寬闊道路。私人汽車的數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20年前，北京二環路以外被認為是郊區，今天，這座城市正在建設環繞其他環線的六環路。城市的擴張占用了大量耕地，4000萬無地農民的數量還在增加。全國耕地數量從2001年的19.14億畝下降到2007年的18.26億畝（1公頃=15畝），并快速滑向18億畝，即中國政府打算在2020年以前確保糧食安全的底線。
在《誰來養活中國》這本書中，布朗認為，“中國作為巨大的糧食進口國的出現將提醒我們：在我們自己自然系統以及我們所依賴資源之間的關系出現了問題。這將迫使我們重新界定什么是人類安全，要認識到糧食短缺和與之相關的經濟不穩定性比軍事入侵更具有威脅性”。他關于中國成為巨大糧食進口國的預言還沒有成為現實，但他的警告完全有現實意義。2008年，糧食和能源價格的暴漲在四十多個國家引發了社會騷亂。
對這一切需要承擔起主要責任的應該是地球的消費者階層——我們中那些開著私人汽車和坐著噴氣式飛機旅行的人；那些通常吃著數千里之外運來的食品（美國的平均食物里程是2000公里）的人；那些享受著消費主義生活方式并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人——無論這些人生活在北京、孟買還是紐約。隨著生物能源夢想的破滅，我們中一些人仍然會寄希望于諸如核能和地球工程學等其他技術手段。哪怕暫時拋開技術可行的問題，利用技術手段維持現在的生產生活方式，難道這就是我們所必需和真正想要的嗎？無論是對地球生態，還是我們自己的身體健康，我們現在的膳食習慣以及與此相關的生活方式都是破壞性的。我們正在破壞我們的星球卻活得并不開心——抑郁癥在富裕國家比發展中國家更為常見，并且在中國高收入階層中快速蔓延。
歸根結底，如果到了無計可施的時候，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還是能找到一個解決辦法：利用饑荒、瘟疫、動亂以及戰爭產生一個新的經濟平衡。這個，在或大或小的范圍內，在人類歷史上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就是其中的例證。如果我們希望不要碰上這些人類的巨大災難，我們就只能堅定不移地拷問和節制我們的欲望和貪念。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警鐘為我們所有的人敲響。因此，在現在還有時間的時候，我們不妨自問：我們應該吃什么？我們需要如何生活？我們希望活在一個什么樣的世界上？我們應該如何為此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