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各省拆遷執行力度和時間，以及政策計劃和內容來看，其范圍和強度可謂空前，涉及地域之廣，超出人們的普遍預期。期間，各地養豬戶和地方城建環保、農業部門，法院和政府辦公室，對于拆遷標準的認定，豬場污染大小，政策的前后轉換等諸多問題并不一致，特別是善后問題的糾紛，十分嚴重。僅在廣東省，此類糾紛，在長達四年的時間里，一直高居政協委員提案名單前列。
　　對于這一次空前力度的豬場拆遷，豬農在認識上的差異十分明顯。絕大部分的豬農對此的認識主要是以下幾種：
　　一：認為地方政府政策口徑不一，前后矛盾。在實際拆遷中，豬農對政府存在抵觸心理，并伴隨雙方的權益糾紛。
　　二：認為養殖業屬于“弱勢”產業，地方政府拿養豬業開刀，犧牲地方民生。
　　三：拆遷的過程中，實際有利于大企業和超大規模養殖公司。拆遷的主要對象，其實是散戶。進行治理污染設施和標準化改造，政府提供的資金支持不足以抵償新增成本，增加了養殖風險。絕大多數散戶只能選擇退出行業，或者轉產。
　　四：既要能吃到豬肉，還嫌棄養豬味道不好。
　　作為豬場拆遷的主要發動和執行者，地方政府在此次拆遷進程中，出于地方利益，政績和其他因素的考慮，對于拆遷豬場，實際上也具有相當不同的區別。
　　地方政府對待拆遷也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絕對限制豬場，大搞減豬排污。實際工作中，主要體現為，對拆遷指標數量化：減少生豬養殖數量，減少豬舍面積，大量新增建設減排工程設施。主要代表為浙江，福建和廣東。這三大養豬大省，對十三五規劃中的養殖生豬數量，都做出了總量控制規定，對豬場的拆遷工作基本在十二五最后兩年(2014、2015)完成。
　　二：有保有減，以穩為主。這是絕大多數省份的選擇，主要體現為，盡管2011年這些省份已經制定了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的實施方案，但沒有就時間和進度，制定詳細的考核標準，在時間和進度安排上，也很寬松。所謂限定在2017年完成禁養區豬場關閉或搬遷的條例，時間要求似乎十分緊迫，實際相對于國家環保部和農業部的十二五規劃要求，已屬于延后完成。
　　三、另辟蹊徑，規劃治污。由于產業、人口過度集中，歷史環境污染較重，增量減排收效甚微，不得不將注意力轉移到治理途徑的改進上。
　　就以上幾種情況來說，整個豬場拆遷的環保減排特性，都有其內在的規律性。
　　按照中國的減排承諾和實際的污染減排統計方式，在十三五期間，中國各省的農業污染源的測算規則，總量控制規模，監測方式，治理辦法和規劃，都有不小的變化。
　　在測算規則上，減排測算預計不再區分養殖專業戶還是規模養殖場(小區)，產污系數或將代替污染強度系數。由于產污系數法，不考慮養殖類型差別，不論生長期長短，技術水平，只有唯一的產污系數，每頭豬年產化學含氧量為36千克，氨氮總量為1.8千克。因此單個養豬場的污染物排放量，只和養殖的絕對數量和存欄量歷史增長率有關。這種情況下，散養數量越大，污染物排放也就越大;規模養殖增速越慢，未來排污指標也就越小。如果進一步按照中央一號文件的規定，養豬規模大，耕地面積較小的省，減排難度就進一步增加。